解析因病医治无效无限杂思长江日报

文/刘洪波（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的生命展望有着切近的乐观，基因重组、大脑移植、器官打印、肌体增强、冷冻复活、生命克隆、编码重建，从生物学到信息学，各种替代“此身”的方案都令人遐想，死亡似乎正在被超越。这不单是技术的展望，而且是生命抗衡死亡、时间延长为永恒的“信念”。单从技术来说，我相信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扭转技术的方向，一切仍然在前进，但人可能较为切近地实现永生的想象，现在似乎冷静一些了。人还远远无法去除生老病死，时间的有限性，以及这种有限性因疫病而更为有限，理性似乎多少有一些复归。不病、不老、不死，既曾被当成技术的蓝图，也暗度陈仓地被树立成了生命的哲学。我们熟悉的死亡描述，通常是“因病医治无效”。看似客观的陈述，隐含了两个思想，一是死亡是疾病的附属品，二是有效的医治就能够避免死亡的发生。请想一想，除了意外不测，我们是否听说过死亡不是“因病”呢，又是否听说过不是“医治无效”呢？我们没有，至少是印象中没有。“因病医治无效”的宣告，即使完全是属实的，也无形中助长了死亡可以避免、有效医疗可以保证不死的误见。在“因病医治无效”的死亡宣告中，我们似乎忘记了死亡原本不是外在于生命的客观存在，也似乎忘记了生命作为时间现象的根本规定。死亡是生命的否定，就跟出生是生命的肯定一样，本来说是包含在生命的全周期之中，而不在生命之外。自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这是生命的过程，过程之中，肯定与否定一直在发生，直至最后的否定，把生命变成非生命，这一过程不可逆。这个不可逆的过程，并非遥遥无期，生命不同于非生命，也不同于神圣，就在于它属于有限而不是无限，属于时间而不属于“永恒”。因此，死亡，生命的否定，既是所有生命的共同归宿，也是所有生命的正常结局。死亡，有意外、有“因病”，也有不因病，例如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就算因病而死，可分医治和不医治，医治分无效和有效。现代社会排除疾病不医治的伦理合法性，因而所有疾病都需要医治。而医治有效，生命就可以一直保持，使医疗变成了某种近乎神的地位；而死亡则代表着医治的无效，似乎在表明医疗的限度，但也可能让人产生医治不力的印象。疾病可缩短生命的时间，因此它被当成医疗的对象。也有人说，医疗不是针对疾病，而是要让病人享有健康。虽然疾病的结果经常是死亡，疾病又需要医疗的干预，因此医疗往往被称为“救死扶伤”。但是终极而言，死亡并非医疗的对象，它不是医疗可以有所作为的事情，根本上说，医疗救不了死，而只能扶得了伤。医治无效的情况当然是存在的，因此而丧失生命的情形也不算少，这告诉我们医疗的进步大有空间。但应当看到，医治无效而生命延续，这种情况也大量发生，机体存在自我修复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要承认，死亡是与医疗没有根本联系的一件事情，它既可以在非意外又非疾病的情况下发生，也可以在有病得到了有效医治的情况下发生。医治有效并不保证死亡不发生，有效性分大小是一回事，医治的有效性不足以改变生命的“有死性”，这是更加根本的一回事。当我们把生命的有死性、生命在时间上的有限性考虑清楚，就可以把医疗乃至各种生命工程放在一个更加切实的位置。“病入膏肓”已经指示了医疗无法抵达的秘境，虽然我们也看到随着技术的发展，“膏肓”在退缩，但它到底是退缩了，还是尚未展示未知的部分，谁又说得清？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我们是否觉得世界性流行的瘟疫已不可能发生了？而我们对疾病与生命的认识，到底是“盲人摸象”，还是如同上帝一般透彻？就在我们掌握了更高技术，得以更牢靠地把握生命、延长寿命之时，医患关系同时下落为“服务与消费”的关系，由此，技术的神性与医者的道义性一升一降，是否又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呢？“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曾经是医疗的忠告，现在，它差不多已被技术建立起来的“总是去治愈”代替了。尽管人们也能够理解“医治无效”的发生，但“总是去治愈”作为一种追求，不仅成为技术的雄心、医学的期许，而且成为社会的追求。由此，无尽加增的技术手段，成为医治的法宝。仪表设备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插管切割成为“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显示，而人财两空的结果往往既使生者增加了内心的不平，也使死者备受折腾。生命体征的维持与生命意义的持续，“一切手段”所延长的体征时间与生命价值的评估，何轻何重，已难以了解。有时，“一切手段”虽然意在延长生命，但甚至可能导致了生命时间的缩短。属于生命的时间是有限的，意味着生命不仅在享有这时间的全部，而且要接受这时间的始与终。这个时间的始与终，都不是生命自身可以决定，生命不由己愿地降临，也不由己愿地终结，但两者都属于必然。死亡不是疾病，更非不可接受的或然事件。既然它不是疾病，不是医疗的对象，那么死亡也不必然发生在医疗机构里。千百年来，人们把生命时间的结束定义为家庭事件，死者在家中作为主人或家庭一员与家人诀别，成为一种文化，比起人作为消费者、顾客，“客死”于医治场所，这未必就落后，可能更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