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什么是批判

编者按：在福柯看来，从15世纪直到宗教改革前夕，西方世界“出现了一次治理人的艺术的真正勃兴”。治理艺术自有其宗教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从15、16世纪开始，“如何治理？”这一问题就无法同“如何不被治理？”的问题分开。后者“蔑视、挑战、限制这些统治艺术”，评判它们，寻求摆脱或者取代它们的方式，“但也正因此成为统治艺术的发展线索”。福柯将此过程称之为批判。在西方文化史上，批判可看作是一场与治理化的过程相互交织、又彼此矛盾的持久运动，启蒙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福柯认为，后者是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循着这个线索，福柯先后把德国的理性批判传统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传统归入到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中。在康德那里，批判为启蒙规定了其内部条件；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批判的首要任务是对西方在启蒙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知性的权威进行哲学上的反思；福柯则主张，我们与其从知识和合法化的角度来接近启蒙问题，不如从权力和事件化的角度来接近启蒙问题。编者认为，福柯受益于结构主义传统，把“结构特有的强制效果”看成是优先于意义问题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把现代社会的危机归罪于“错误意识”或知性的“滥用”的形而上学方法，后者仍然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观念统治世界”这一唯心主义命题的延续。选自《福柯读本》，文章同时收录于《福柯文选Ⅱ：什么是批判？》，本文已由编者汪民安老师授权，感谢汪老师大力支持！本文是福柯年5月在索邦大学发表的演讲，正式发表于年。后来福柯又写了《什么是启蒙》一文，对启蒙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两篇文章可以相互对照。什么是批判？

[法]米歇尔·福柯

译者严泽胜

事实上，我想说和仍然想要说的问题是：什么是批判？检验几种有关此项事业的观点也许是值得的，此项事业在哲学的外围不断成形、扩展和再生，它与哲学关系很密切，借助于对哲学的批判而迈向一种未来的哲学，或许会取代所有可能的哲学。在康德式的崇高事业与那些可称之为批判的琐碎的论争性的职业活动之间，在近代西方世界（经验上大致从15世纪到16世纪），在我看来似乎出现了某种思考、言说和行动的方式，某种与存在物、与人们之所知、之所为的关系，某种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还有某种与他者的关系，我们不妨把后一种关系称之为批判态度。你们听说存在着现代文明所特有的批判态度这样的东西，当然会感到惊讶，因为已经有那么多的批判、论争等等，而且，甚至康德的问题的起源大概可追溯到15和16世纪之前。同样会使你们惊讶的是看到，我试图发现这种批判的统一性，尽管由于其性质、其功能，我要说，其职能，它似乎被宣告为是离散的、依赖性的和纯粹他律的。毕竟，批判只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中：它是探求某个未来或真理的工具、手段，但它并不了解，也不会碰巧成为这个未来或真理。它俯瞰着它想要管辖却又没有能力控制的领域。所有这些意味着，它是一种功能，在关系上从属于哲学、科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等肯定性地建构的东西。同时，不管这种奇特的批判活动伴随着怎样的快感或补偿，它似乎不仅常常——几乎总是——带有一些它声称拥有的强有力的功效，而且它也被某种更普遍的律令——比消除错误更普遍的律令——所支撑。在批判中有某种类似于德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我要跟你们说的正是这种作为一般德性的批判态度。

我们可以采取几种途径来讨论这种批判态度的历史。我只是想把这一种途径提示给你们，再说一遍，这是许多其他途径中的可能的一种。我要指出以下变异：基督教牧师或基督教教会（教会的行为方式与牧师如出一辙）发展了这种观念——我相信这是一种奇特的观念，与古代文化完全不同——即，每个个体，无论年龄和地位，从生到死，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受到某个人的支配，而且也必须让自己受支配，即是说，他必须在那个人的指引下走向拯救，他对那个人的服从是全面细致的。这种在与某人的服从关系中以拯救为取向的运作，必须在与真理的三重关系中进行：被理解为教条的真理；第二种真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取向必然包含对个体的特殊的、个别化的认知；在最后一种真理中，指导就像一种反思技巧那样展开，而反思技巧则包括普遍规则、特殊知识、感知、检讨的方法、忏悔、交谈等等。毕竟，我们不应忘记，数个世纪中希腊教会称为“technétechn?n”而拉丁罗马教会称为“arsartium”的东西。这恰恰就是良心的指引，是治理人的艺术。当然，这种治理艺术很长一段时间与相对有限的实践——甚至在中世纪社会——与僧侣生活、尤其是与相对狭窄的精神团体的实践相关联。但我相信，从15世纪直到宗教改革前夕，可以说出现了一次治理人的艺术的真正勃兴。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宗教中心的转移，如果你们愿意，不妨说世俗化，治理人的艺术及其方法这一主题，在公民社会扩展开来；其次，这种治理艺术扩散到不同的领域——如何治理孩子，如何治理穷人和乞丐，如何治理家庭、房屋，如何治理军队、不同的团体、城市、国家，还有如何治理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我认为，如何治理是15或16世纪发生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当时治理这个词的广义上，倍增的各种各样的治理艺术——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教育的艺术、政治的艺术、经济的艺术——与各种各样的治理机构，所要回答的正是这个基本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这种治理化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16世纪这些西欧社会的特征，显然不能与“如何不被治理？”的问题分开。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治理化是与某种相反的说法“我们不想被治理，我们根本不想被治理”相对抗的。我的意思是，在这种对统治方式的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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