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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他们为国接盘的时

 

来源:小报告(ID:ifngxbg)综合自福卡智库(forcast-thinktank)、刘忠良(cnlonglzl)

导语:中国城市的崛起源于对农民工的“剥削”,如今在人口红利消退的时代,中国经济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中国制造”切换到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端“中国创造”,需要转向挖掘“人才红利”。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四大红利”——释放经济体制潜能的“改革红利”、享受全球化进程的“开放红利”、放大成本优势的“资源红利”以及持续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从根本上说,适量、适龄的劳动力人口是中国奇迹的根本保障。正因“人口红利”形成了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轻的“黄金时期”,才使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环境孵化了其他红利。

如今,股市暴跌、经济下行、楼市“滞涨”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触及“减速带”,各大“红利”消退的担忧。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刘易斯拐点”来临,之后几年持续下降,未来这种下降趋势将持续,中国正在迅速失去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近日,有文章指出中国人口总数也将在年迎来增长拐点,之后将迅速下降,此后低生育率加上老龄化趋势,将使“人口红利”蜕变为“人口负债”。

鉴于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人口红利在短期内的不可重复,人口红利的时代切换的确亟需直面。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崛起源于对农民工的剥削:从毛泽东时代的一次剥削——为满足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需要,利用剪刀差剥夺农业部门剩余来供给重工业所需的原料和资金;到城市化的二次剥削:征用农村土地,将农民赶进城、赶上楼,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用勤劳、汗水甚至是不公平待遇,完成中国崛起的原始积累。

不过,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不断减少,农民工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不断出现的“用工荒”折射出其在人力市场的“香饽饽”地位,和大学生的“白菜价”相比,农民工可谓“完胜”。

缘何“剥削”对象由“田间农夫”变成了“天之骄子”?“剥削”对象变迁,折射出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阶段转化。

一则,就全球产业转移而言,生产要素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低端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都是大势所趋。“将工厂开到家门口”是全球战略转移的结果。富士康的大搬迁就是象征性事件。

二则,就工业化的阶段而言,在工业化初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低端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及就业大幅增加,如东亚各国起飞的过程中,保持了相当低的失业率,低端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度较高,但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低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便会逐渐消失,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房租涨价和周边东南亚地区等更廉价劳动力的挤压效应之下。

三则,就城市化的阶段而言,目前大型城市对于农村年轻劳力的吸附基本完成,留在农村的“老弱病残”很难参与更深入的产业升级。无论是科技园区、生态园区、高端制造等都需要大量职业型、技术型人才,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显然无法匹配产业升级的用工需求,而面大量广(每年上市规模达六、七百万)又价廉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成为了下一个极具挖掘潜力的“人力资源池”。

鉴此,“剥削”对象的切换实际上是时代背景的切换。对于国家而言,低成本时代已行将就木,可供“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也已由竞争优势变为了转型瓶颈:

一则,廉价劳动力导致中产阶层难以成型,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民资还是国资,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或使用者,所提供的低微收入,都间接使消费型社会“胎死腹中”。

二则,廉价劳动力使得产业升级匮乏动力:资方盘剥劳方,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自然丧失了动力去搞升级。

三则,廉价劳动力致使经济结构持续失衡:财富在通胀中从贸易顺差国流向了贸易逆差国,由穷人流向了富人,反而拉大了结构性失衡。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国际经验也表明,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过20%、日本高达23%(接近于年的中国水平),却并未出现“工作找人”的劳力短缺,相反依然是“人找工作”的岗位紧俏。原因正在于,这些发达地区顺利通过科技进步,使经济不再依赖甚至排斥低端劳动力的增长。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反倒可能在较长时间看来是催生产业升级、缓解就业压力的“福音”。因此,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虽会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为“危”,但若能以此为契“机”实现产业升级,无疑将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转变。

对于地区来说,依地区禀赋进行差异化发展已经箭在弦上。

一方面,东、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已现进一步分化:无论是拼人力资源的吃苦耐劳,还是拼土地资源的廉价程度,东部都拼不过中西部。如果继续在老路上和中西部争夺低端劳动力恐非上策。因此,东部发达地区进行有条件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让更多的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形成东、中、西的错位发展态势。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需相应地优化农民工进城的政策环境,化解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深层次障碍:因地制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民工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保障等社保待遇。

对于企业而言,剥削“体力”的时代则将切换到剥削“脑力”的时代。“民工荒”的出现,和当年小岗村的变革一样,是农民通过“自我救赎”行为,倒逼企业踏上“转移、转业、转型”的梁山之路。事实上,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发展模式的转型,本质上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是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时下利益博弈日趋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结构性的人口变迁,将比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口号更能推动企业迈开调整步伐,向高端产业链突围: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的“中国制造”切换到以大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创造”,从满足农民工所需的“温饱”切换到满足大学生(及新生代农民工)所需的“发展”,从挖掘“人口红利”更多地转向挖掘“人才红利”。

而人口结构的变迁,也将带来不少投资机会。

首先,劳动力成本驱动“智能替代”。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极大拉动对智能替代的需求。如富士康等企业已经开始了大规模应用机器人,机器人是没有情绪的工具,在人力密集型的生产线上,显然更受企业欢迎。

其次,人口老龄化激发对医疗行业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患病率和就诊率都会显著上升。人口老龄化将加速推升对医疗的需求,针对中老年人的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医疗服务将直接受益。

最后,农业奢侈品或将使农民反身剥削城市。金融大鳄罗杰斯不久前说“假如我现在20岁,肯定放弃金融而去学习农业”。稀缺的资源,广大的市场,多层面的需求,正在酝酿未来现代农业的巨大机遇。留守田间地头的农夫或将用自身的“精耕细作”(如农业奢侈品)反身“剥削”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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